實現(xiàn)幸福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讓社會成員普遍產生幸福感,不斷地增強幸福感。人們的幸福的層次高低不一,但是在任何時空下,人們都會有一定的幸福感,比如眼耳鼻舌身的隨時隨地的不同程度的愉悅、安適、滿足感??墒亲鳛檎沃贫取⑸鐣贫葘用娴男腋#粌H僅限于這種感官層面,而是有更高的意境和追求。在這樣的制度下,人們不僅從大自然的匍匐下掙脫出來,獲得物質生活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人們擺脫了人與人之間的束縛和壓力,人們獲得了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
政治的應然性主要就是分為上述三個方面內容的。鄧小平主導的政治改革就是按照這個思路來具體設計和實施的。1987年3月27日,鄧小平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wěn)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xù)發(fā)展。” 這種改革思路就是考慮到了政治的本質追求就是秩序、效率、幸福。所以鄧小平雖然一再強調改革開放,但是絕不容許中國出現(xiàn)社會混亂,中國必須保持穩(wěn)定,所以多次強調“穩(wěn)定壓倒一切”。沒有這個前提和保證,政治秩序就無法保證,改革就必然失敗。鄧小平改革的第二個方向就是發(fā)展生產力,這是他反復強調的重點。沒有這一點,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有效率,社會主義的根本優(yōu)越性就不可能體現(xiàn)。他的“三個有利于”的社會主義標準論就是典型的效率思維。鄧小平所提出的共富的原則實際上就是政治發(fā)展幸福原則的初始階段的具體化,它反映了以經(jīng)濟發(fā)達基礎上的平等觀念為基礎的生存型幸福需求和愿望。
中國按照這樣的政治理念為基礎而推行的改革開放,就沒有在政治路徑選擇上簡單地用告別文革的沖動來摧毀既有的政治框架體系,更沒有因為尊重事實的慣性和需要就一成不變地延續(xù)舊有的政治框架體系。
從總體來看,中國近四十年的以改革開放為手段的政治發(fā)展史,就是自覺和不自覺地按照政治的應然性基本功能——秩序、效率、幸福的追求為原則的發(fā)展過程。這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成熟的政治家們,根據(jù)歷史經(jīng)驗和常識以及自己的卓越政治智慧而做出的正確選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路徑基本遵循自上而下的穩(wěn)健推進的發(fā)展方向,以道統(tǒng)促穩(wěn)定、以穩(wěn)定固秩序,以秩序升效率,以效率促幸福。具體說來有這個時期中國政治路徑選擇堅持了如下的幾個方面的內容作為維度:一是以四個堅持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航標,規(guī)設了中國政治改革路徑的發(fā)展走向。一個政治制度的形成必須要有自己的道統(tǒng)文化作為支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的一切基礎,從思想文化上看毫無疑問起源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堅持了這一點就為保證整個秩序提供了明細有力的基礎。二是以社會效率的需要和保證為前提,強調威權,提高行政效率。三是提倡依法治國,強調政治制度、政治手段的延續(xù)性、穩(wěn)定性。四是以基層民主、黨內民主的漸次推廣、提升來培育公民和黨員民主意識和民主文化,使得民主真正有效。五是突出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現(xiàn)代化,以此作為中國政治發(fā)展國際化的反映和中國政治特色化的試驗。
以上述路徑為基礎,當代中國所堅持和實施的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xié)商、民族區(qū)域自治、基層民主自治制度,都是以秩序、效率作為最直接的訴求,其實用性、合目的性特點很明顯,少了理想主義成分。改革開放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出這樣的政治路徑選擇,減少了理想主義色彩,主要是因為有鑒于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理想的坎坷命運和文革式革命群眾民主理想的破滅,同時也有鑒于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拉美模式正反方面經(jīng)驗的啟示。所有上述的歷史給當代中國政治家的啟示就是要把秩序和效率放在第一位的考量,就是要以此兩點作為中國政治應然性的主體。至于幸福的應然性只是現(xiàn)實政治路徑考量的第二位的因素,它的意義更多是道德層次的。同時,選擇秩序和效率應然性優(yōu)先,也是因為這兩者更容易變成實然。也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最初被傳播和被選擇的初衷——救中國于危亡之際、興中國為富強之國。社會主義在中國人的意境中,其民族性的工具理性色彩很濃厚,這就使得其理想性更容易被實踐理性所融化,更多轉化為秩序和效率的實然。
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路徑選擇的經(jīng)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在總體遵循和借鑒近代西方形成的以民主自由為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應然政治理性價值追求時,沒有簡單地模仿以這種理性而建立和形成的西方現(xiàn)實政治運作模式,沒有將這種理性應然和空間實然簡單等同起來,沒有用同步的要求來實踐這種應然。這是政治成熟的表現(xiàn)。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這近四十年的社會發(fā)展的成功,就是得益于在政治路徑選擇中沒有做“合法性”等政治發(fā)展中應然性概念的囚徒 ,而是把握住了政治的本質訴求和功能,據(jù)此而又彈性地展開了政治改革探索和試驗。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外的學界人士經(jīng)常批評中國的政治發(fā)展,比如說中國是打左燈而往右行,是跛足的改革,新權威主義會導致集權主義,等等。他們用以指正的方案就是參照英美諸國的選舉授權模式,他們忘記了這四十年中國政治實現(xiàn)了秩序和效率這個應然和實然的高程度的吻合,即使在幸福的應然和實然性的實踐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其實,亨廷頓早就指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好壞的標準,不能簡單地以某種應然性理念為基礎:“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國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組織性、有效性和穩(wěn)定性,另一些國家在政治上則缺乏這些素質;這兩類國家之間的差異比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之間的差異更大。” 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應然性和實然性的結合點,是秩序和效率——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其高度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