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當代中國政治路徑選擇的應然性、實然問題，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闡述：民主政治的合目的性理解與近代中國政治路徑選擇的艱難；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應然性與現實政治發(fā)展有限性的挑戰(zhàn)；秩序、效率、幸福：政治的應然性基本功能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路徑選擇歷程。重點探討了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應然性和實然性問題，分析了其應然性和實然性的沖突過程，肯定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路徑選擇的合理性、必要性，指出我們必須在今后的實踐中注意宣傳這種必然性和實然性，以推動中國政治實踐向前發(fā)展。

關鍵詞：中國政治；政治路徑；民主政治

中圖分類號：D 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919（2016）04-0036-07

作者簡介：程美東（1969——），安徽無為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民主政治的合目的性理解與近代中國政治路徑選擇的艱難

現代化政治的具體外延豐富多樣，但從基本內涵來說，大家都不懷疑民主自由是其中的根本內容，民主政治也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代政治的代名詞。漢語語境里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民主，是19世紀60年代以后一批具有維新改革意識的上層官僚和少數文化精英，出于表達自己的特定的價值訴求開始使用的。其使用的語境乃相對于君主而言，即以君為主還是以民為主。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發(fā)揮，借此以獲得正當地宣揚西方價值理念的本土文化資源，以達到其改變當時中國與列強相比較而顯現出來的嚴重落后狀態(tài)。郭嵩燾所言：“西洋立國，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權一操之議院，是以民氣為強” ；黃遵憲所言：“有一人專制稱為君主者，有庶人議政稱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權稱為君民共主者” ；王韜關于世界政體為“君主國，民主國，君主立憲國”的劃分，等等，都是屬于此種情景。他們基本上都是從君、民之間關系如何協調得更符合于傳統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角度來談論民主問題，潛意識里是為中國現代化之注重器物層次而招致的不成功所進行的深層次的探索。同時，這些人談論民主帶有非常明顯的功利目的——如何更有效地?；?、保國、保家。

從1861年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對“君民不隔”的贊揚 ，到郭嵩燾1875年提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 ，一直到張之洞《勸學篇》認為“民權不可僭，公權不可無” ，他們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民主的詞匯，但其意向很明顯，那就是中國的振興必須要借鑒、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雖然在當時他們還不可能將民主視為一種價值追求。

孫中山等的革命派側重從民權的角度思考民主問題的。他強調主權在民，政府的權力來源于國民，國民有選舉、罷免、創(chuàng)制、復決之直接民權，但具體的管理應該由政府來負責。在具體實現民主的形式和手段上，他主張民主立憲，實行議會政治和五權分立。當然，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極力提倡以黨治國 ，由訓政而過渡到憲政，主要是出于民主實踐的策略上的考慮而已。

五四時期陳獨秀把個性的自由看作是民主的真諦。相對于陳獨秀憤世嫉俗式的追求民主，胡適則要理性得多，他說：“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李大釗在對待民主問題的態(tài)度上，始終是積極的，但在具體的理解上又是很謹慎的，他說過：“Democracy這個字最不容易翻譯。由政治上解釋他，可以說為一種制度。而由社會生活的種種方面去觀察……這名詞實足以代表時代精神” 。正是對于民主概念復雜性的預期，他曾一度用“民彝”這一中國傳統文化概念闡釋之：“民彝者，可以創(chuàng)造歷史，而歷史者，不可以束縛民彝”，這種獨特的“民彝”在李大釗看來是在中國實行憲政的價值文化基礎，是民主可以生活在中國的文化土壤。從總體看，五四前后李大釗對于民主的理解更多是限于“平民政治”的水準。

以張君勱為代表的國家主義派在崇拜英美式的自由民主的同時，又重視國家形式的至上，希圖在民主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找到一個共同的結合點，他后來所提出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其一是應把重點放在培養(yǎng)國民的自由人格上。其二是要建立健全選舉制度。其三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政府權力機構應有相應的設置）就是這種思路的反映；張東蓀所言“民主主義與國族主義又是相連的” ，就是這種思想的直白表達，他們妄圖在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之間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政治形式。

中國共產黨對于民主的理解直接承繼的是五四時期的相關思想，但它特別強調階級民主的意義。從形式上來看，階級民主類同于雅典民主制的做法 ，當然兩者之間本質上存在區(qū)別。

從抗戰(zhàn)爆發(fā)到一直1949年，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民主，在基本理念和具體內容上，與五四時期的中國思想界關于民主的認識，沒有什么差異。1940年2月20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說到：“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 ；同時，“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既然有飯大家吃，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詳細論述了民主聯合政治的價值取向、組織結構，強調說：“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提問時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并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