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詞是宋代城市經(jīng)濟繁榮的產(chǎn)物，是流行于宋代城市的音樂文學(xué)藝術(shù)。宋詞彰顯城市的宜居屬性，歌詠城市對居民身心需求的滿足；描述城市深廣的空間，歌詠居民情感舒展與交流的無限可能；慨嘆城市的盛衰，歌詠歷史興替的經(jīng)驗教訓(xùn)。宋詞這種顯著的都市人文精神，滿足了城市居民物質(zhì)富足之外的精神需求，也構(gòu)成了城市文化建設(shè)的重要內(nèi)容。

【關(guān)鍵詞】宋詞 都市 人文精神 【中圖分類號】K244 【文獻標識碼】A

宋詞傳唱于城市和鄉(xiāng)村，它是都市的頌歌，也是都市風景的一部分；它能夠超越傳統(tǒng)的詩、文，而成為一個時期的代表文學(xué)，既是其吸納了眾多藝術(shù)形式之長、與時俱進地反映時代風貌所致，也是其流播中不沉溺聲色、弘揚都市人文精神的結(jié)果。風行于宋代都市的歌舞吟唱，有其滿足身心娛樂、享受生活的一面，更有其在富足生活中觀照現(xiàn)實、探索人文情懷的一面。顯著的都市人文精神，是形成宋詞藝術(shù)性和生命力的重要特征。

宋詞歌頌以城市生活為代表的盛世，多維度、多層次反映城市生活

傳唱于城市鄉(xiāng)村的歌詞，風格固然多種多樣，但秉承為時代發(fā)聲的傳統(tǒng)，歌頌以城市生活為代表的盛世，則是宋詞履行的歷史使命。北宋前期處于國力上升時期的詞作，多屬此類。早期最負盛名的詞人柳永（985？—1055？），其所作《望海潮》（東南形勝），謳歌江南杭州的繁華，將杭州居民區(qū)、商業(yè)區(qū)的富庶，西湖內(nèi)、外湖的美景，官民同樂的融洽，展示于一支歌曲中，這是弘揚城市富足精神的名作。杭州西湖“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所體現(xiàn)的都市風范，甚至令金主完顏亮動心，欣然興起投鞭渡江之志。南北東西，城市的繁榮盛況都在宋詞歌聲所及范圍之內(nèi)，仁宗慶歷三年（1043）柳永在成都，作有《一寸金》（井絡(luò)天開），其中對于這座位于天府之國的都市的蠶市、還云山、浣花溪等幾個點進行了描述，蠶市是蜀人春季進行生產(chǎn)物資、生活用品貿(mào)易交流的場所，還云山、浣花溪則是蜀人三四月份娛樂游賞之地，詞中說：“蠶市繁華，簇簇歌臺舞榭。雅俗多游賞，輕裘俊、靚妝艷冶。當春晝，摸石池邊，浣花溪畔景如畫。”不經(jīng)意中記錄了蜀中人煙稠密、生產(chǎn)發(fā)達、人人悠閑從容的景象。

柳永的詞以細致描述見長，但宋詞表現(xiàn)城市生活不僅僅是簡單的摹寫，它在審美取向和內(nèi)涵表現(xiàn)上，既繼承了傳統(tǒng)小橋流水的自然屬性，又強化了燈火樓臺的社會屬性，使得城市生活多姿多彩，呈現(xiàn)出多種風格。詞中的城市生活在滿足人們身心需求上，也呈現(xiàn)出多維度姿態(tài)。如此，宋詞運用各種技法拓展容量，增強都市歌謠的表現(xiàn)內(nèi)容，以適應(yīng)更加豐富的城市生活，這成為宋詞發(fā)展的動力之一。宋詞發(fā)展進程中的幾個標志，如柳永“以賦為詞”、蘇軾“以詩為詞”、辛棄疾“以文為詞”，客觀上都適應(yīng)了歌詞增加表述密度、擴充表述內(nèi)容這一趨勢。而宋詞中以同一詞調(diào)、從不同角度描寫同一對象的聯(lián)章體的創(chuàng)作，對于反映城市生活的豐富性來說，更是絕妙的形式。宋代潁州（今安徽阜陽）是京城開封和江淮地區(qū)之間的重要水陸交通樞紐，也是重要城市，潁州西湖更是和杭州西湖齊名的景區(qū)。歐陽修（1007—1072）因為喜歡潁州西湖，晚年便退居于此，其所作《采桑子十首》，用九首的篇幅從輕舟短棹、春深雨過、畫船載酒、群芳過后、佳景無時、清明上巳、荷花開后、天容水色、殘霞夕照等九個場景，描述西湖兼具鄉(xiāng)村風情和都市繁華的宜居特征，最后一首則以近乎詠嘆的抒情，來訴說西湖生活對于自己經(jīng)歷宦海浮沉身心的慰藉：“平生為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歸來恰似遼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當年舊主人。”以聯(lián)章體立體展示城市的園林之美與財貨之富，歐陽修并非首創(chuàng)，他的前輩詞人潘閬（？—1009）就用《酒泉子十首》描寫過錢塘（杭州）的西湖、孤山、西山、吳山、龍山、觀潮等山水風物，也是城市生活的立體觀照。

歌詞歌詠城市的富足，其自身也成為城市富足生活的一部分。宋詞歌舞表演成為可供購買的商品，既是城市高水準生活的表現(xiàn)，也為宋詞本身的發(fā)展帶來動力。劉斧《翰府名談》載：寇準（961—1023）一次請善歌者至庭下，自己取金鐘獨酌，令歌數(shù)闋，以供消遣。寇準支付了一束彩綢（束彩）作為報酬，歌者嫌少，寇準侍兒倩桃寫詩表不平：“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比起詞人張孝祥給的“小費”，寇準的付費確實有差距。周密《癸辛雜識》載：京口（鎮(zhèn)江）多景樓建成，張孝祥（1132—1170）書寫匾額，獲得百匹紅羅的酬謝。落成宴會之上，酒酣耳熱，張孝祥即席賦詞，令歌妓合唱，最后將這百匹紅羅犒賞了歌妓。一曲歌舞百匹羅，張孝祥的手筆可見歌舞消費很受歡迎的一面。

歌詞作者身份的多樣性，使宋詞對于城市生活的反映和需求也呈多維度、多層次態(tài)勢。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物質(zhì)富足的歌聲傳達的是相應(yīng)精神層面貧乏的憂傷，這一點，即便是位高權(quán)重、似乎無所不能的作者也不例外。晏殊（991—1055）的《浣溪沙》描述了自己“一曲新詞酒一杯”“小園香徑獨徘徊”已達巔峰的物質(zhì)享受，但樂極悲生，同時抒發(fā)了“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傷感與“夕陽西下幾時回”的渴望，這種城市生活圓滿中的缺憾，是宋詞的重要魅力。

在以城市為基點的深廣空間中舒展、交流情感，是宋詞抒情的重要特征

詩言志，歌詠情。城市內(nèi)部與城市之間便利的交通、城市及其周圍密集的人口，為不同身份、不同階層的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也為宋詞的創(chuàng)作與流播提供了更多機會。反過來說，城市這種空前深廣的空間，為宋詞歌詠、溝通不同個體的情感提供了無限可能。宋詞便成為人們情感的濃縮與集中的表述。

王國維《人間詞話》“詞體與詩體不同”強調(diào)詞的這一抒情功能時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聚散之際、酒樓歌筵是宋詞的主要創(chuàng)作、傳播場合，也是宋人舒展情感的重要場合。城市所提供的深廣空間，為宋詞情感的揮灑提供了條件。在以城市為基點的深廣空間中舒展、交流情感，是宋詞抒情的重要特征，宋詞若干經(jīng)典的產(chǎn)生都淵源于此。蘇軾好友王鞏世居京師，受蘇軾“烏臺詩案”牽連而貶謫嶺外三年，其侍兒宇文柔奴始終追隨。哲宗元祐元年（1086）回到京師的王鞏與時任翰林學(xué)士的蘇軾聚飲，蘇軾問柔奴嶺南之行的感想，宇文氏以“此心安處，便是吾鄉(xiāng)”答之，蘇軾為之賦《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yīng)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yīng)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這首詞后來超越了特定的人事局限，成為開解人生情感困境的名篇。那些仕途不達或者仕途坎坷的詞人，游走于都市之間，他們所寫羈旅行役之作，也多有這類一夫倡而百夫和的心靈抒寫之作。

于淺斟低唱中進行情感空間開拓和心靈溝通，是宋詞的強項；喚起群體共鳴，引領(lǐng)群體狂歡，在共同的目標和希冀中宣泄情懷，也是城市中宋詞的重要表現(xiàn)。這方面更突出的是壽詞。在城市優(yōu)裕的物質(zhì)生活中，拉伸生命的長度、提高生命的質(zhì)量，便是人們的重要追求。無論男女老少、貧富貴賤，生日宴會上笙簫大作，歌詠長壽、祝福人生便是流行的主旋律。占全部宋詞將近十分之一的壽人之詞，熱鬧喜慶，雖然藝術(shù)性高者不多，但為繁忙的城市生活帶來了濃郁的人情味，具有不低的人文價值。在這方面，即便著名詞人也樂于創(chuàng)作。豪放如辛棄疾者，就有不少熱鬧的壽詞，壽上司、壽同事、壽朋友、壽家人，不一而足，其中壽岳母的就有兩首，其一為《臨江仙·為岳母壽》：“住世都無菩薩行，仙家風骨精神。壽如山岳福如云。金花湯沐誥，竹馬綺羅群……更愿升平添喜事，大家禱祝殷勤。明年此地慶佳辰。一杯千歲酒，重拜太夫人。”這種太平歡樂、俏皮歡謔和金戈鐵馬聲中的“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融為一體，才構(gòu)成辛棄疾一代詞豪的完整形象，兩者參看，才是都市宋詞歌唱的客觀情感影像。

情感交流貫穿、凝定于每一首歌詞文本空間之中，也貫穿于歌詞的創(chuàng)作與演唱所經(jīng)過的空間之間。國家節(jié)慶、皇帝生辰的大型宴會上，教坊等禮樂機構(gòu)的歌舞表演自不必說，皇帝與臣下的個人交流，有時候都借助歌唱來融洽氣氛，表述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愫。南宋胡銓（1102—1180）在高宗紹興八年（1138）因力主抗金、乞斬秦檜等人，被貶嶺南十余年，秦檜死后才得以放還。孝宗隆興元年五月初三晚，他作為侍讀學(xué)士在臨安皇宮被孝宗宴請，作陪者只有孝宗的潘貴妃，胡銓后來記錄了宴飲過程，名之《經(jīng)筵玉音問答》。張鳴《胡銓〈經(jīng)筵玉音問答考釋〉——以南宋宮廷唱詞為中心》對之有詳細解讀：席間，第一盞酒孝宗令潘妃唱《賀新郎》，歌詞為南宋詞人甄龍友所作，圍繞這首歌的對話，頗能見出花間尊前、佐酒侑觴的歌詞，對于城市人際交流的促進作用：對于為何選擇這首歌，孝宗解釋說：“《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歌詞唱到“相見了、又重五”，孝宗對胡銓說：“不數(shù)日矣。”唱到“荊江舊俗今如故”，孝宗拍著胡銓的背安慰他：“卿流落海島二十余年，得不為屈原之葬魚腹者，實祖宗天地留卿以輔朕也。”第二盞酒孝宗親唱一曲《喜遷鶯》勸胡銓，歌詞為北宋詞人黃裳為端午泛湖而作，首句有“梅霖初歇”，但此時無雨，于是孝宗說：“梅霖初歇，惜乎無雨。”這次宴會是在端午前兩天，孝宗所選這兩首詞也是寫端午的，從詞調(diào)到歌詞都盡量爭取和宴會的主題吻合，顯示出歌唱安排的細膩與貼心。

宋詞也慨嘆城市的盛衰，歌詠歷史興替的經(jīng)驗教訓(xùn)

宋詞是應(yīng)城市的娛樂需求而生的，但面對著空前繁榮的城市，宋詞并沒有單純迷失于歌舞樓臺的單純享樂?？v情享樂的歌聲，也不乏對現(xiàn)實的思考和人生終極意義的探究，正由于有了這層內(nèi)涵，歌兒舞女飄揚的旋律里才發(fā)散出歷史的厚重和深沉。

流播于城市、歌詠城市的宋詞，在某種程度上，也形成一部歌唱的《資治通鑒》。宋詞風格與內(nèi)容的發(fā)展變遷，與宋朝歷史的進程密切相關(guān)。在重要的歷史節(jié)點，多有經(jīng)典的宋詞篇章與之相應(yīng)，仿佛以歌唱來同步描述、評點都市的盛衰。

北宋詞人多歌頌城市為中心的太平盛世，城市的富足和民眾安康是其聚焦所在。柳永等市井詞人、宮廷詞人、大晟府詞人都是如此。同時，部分視野開闊的士大夫詞人，則立足都市，享受歌兒舞女歡愉之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透過繁華盛世景象，以自身深厚的學(xué)養(yǎng)，揭示都市深沉的歷史底蘊，為時人進行現(xiàn)場情景教學(xué)，指示歷史教訓(xùn)，以歌唱揭示都市繁華的變動不居。

英宗治平四年（1067），王安石知江寧（南京）府，面對歷經(jīng)六朝繁華的都市，他作《桂枝香·金陵懷古》，回顧了金陵繁盛、荒廢興替的歷史，發(fā)出了“千古憑高，對此謾?quán)禈s辱”的慨嘆，這是一個改革家對于城市繁榮持續(xù)性的清醒認知，楊湜《古今詞話》載，天才詞人蘇軾也為之嘆息不已，說：“此老乃野狐精也。”

靖康之變，北宋滅亡，眾多詞人不僅自身投入救國戰(zhàn)爭中，其作品也往往書寫、反映其戰(zhàn)斗生活。高宗紹興八年（1138），岳飛（1103—1142）收復(fù)襄陽后駐節(jié)鄂州（湖北武昌），登武昌黃鶴樓，眺望當日豪華的都市開封，而今已是滿目殘壁斷垣，遂作《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這首詞作者身在城市，寫因為戰(zhàn)爭而導(dǎo)致的城市非正常衰落；詞中追憶都市往昔繁榮，描述當下的破敗，兩相對比，令人觸目驚心：“想當年、花遮柳護，鳳樓龍閣。萬歲山前珠翠繞，蓬壺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鐵騎滿郊畿，風塵惡。”這比任何例子都更能闡釋繁華如夢、富貴無憑的內(nèi)涵。隨后“兵安在，膏鋒鍔。民安在，填溝壑。嘆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的自問自答，更充滿了一種悲憫情懷，“何日請纓提銳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卻歸來、再續(xù)漢陽游，騎黃鶴”的濟世之聲便呼之欲出了。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教授、博導(d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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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潘麗莉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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