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清《元明散曲選》手稿本
《中國文學史稿》 浦江清 著 北京出版社
不茍于著作的浦江清先生,其獨著中國文學通史四大卷,終于可以交給讀者來評判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浦江清先生在大學任教三十年,教中國文學史的時間最久,曾有志于撰寫中國文學簡史”(呂叔湘《浦江清文錄序》),但1957年,他才53歲就去世了。他留下了一大堆講稿。整理者是他的女兒浦漢明及其老伴彭書麟老師。浦漢明說,為了整理這個文學史,她是一直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的。最早是從1982年見浦江清先生的同學施蟄存先生開始。
施蟄存先生問浦漢明:“你父親留下的手稿怎么樣?”他得知大量手稿尚存后,說:“你還不趕快整理,否則就是一堆廢紙了!”
浦漢明老師記著這個對話,回來就要求從中學調到大學教書,并一定要進古典文學組。為了補課她先到中山大學進修一年,隨王季思先生治戲曲史。1985年開始,浦漢明陸續(xù)整理浦江清先生各類遺稿,以熟悉父親的筆跡、語言習慣和思維方式。這種工作先從日記開始,后來浦江清的學生季鎮(zhèn)淮主持“清華文叢”,他以北大中文系的名義邀請浦漢明編浦江清文稿,浦漢明請了一個學期的假,泡在北大中文系資料室和北大圖書館查找舊報、搜羅逸文,加上整理出來的部分論文,1993年出版了《浦江清文史雜文集》,這個集子由施蟄存寫序。施先生說:“江清讀書多,有學問,英語水平高……總覺得他有許多該寫而沒有寫的文章。”
1998年浦漢明退休后,她的老伴彭書麟也加入進來。因為彭書麟老師在大學教文藝理論,于是兩個人一個治文學一個治理論,聯(lián)手整理文學史。2005年出版的《無涯集》一部分篇目便是來自文學史。2007年1月《浦江清中國文學史講義(宋元部分)》出版,2009年1月《浦江清中國文學史講義(明清部分)》出版。之所以先出宋元明清,因為浦漢明對這一段最為熟悉,她在大學也是給學生講授這一段文學史,浦江清在西南聯(lián)大即為三四年級學生講授宋元明清段文學,這部分講稿主體則是浦江清在1952年并入北京大學后的講稿,內容詳盡、語氣連貫,整理起來相對容易。2010年5月浦漢明再次為全部遺稿歸類、編目,才下定決心整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部分。這部分的主體應該是他在清華大學教書期間的講稿。浦江清先在清華大學教授大一國文,1932年開始講授中國文學史,首先講的就是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段。
這部分整理很困難,因為浦江清的遺稿很多,有的字跡潦草,有的只是一個紙條,稿子整理完畢已經2016年了。除了講授文學史,浦江清先生還開了很多專題課,例如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就開了“漢魏六朝文”“歷代詩選”“詞選”“曲選”“詞曲”等專題研究課程,聞一多被暗殺后,還代聞一多講“楚辭”。正是這些專題課的滲入,所以四卷本的《中國文學史稿》有很多部分非常詳盡、生動。也就是說這本史稿,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學史和文學作品選講的匯集。所以這套書一點也不枯燥,不單薄,有理論,也有具體作品賞析。
其實文學感悟力,是必須建立在文學作品的閱讀上的。葉圣陶的《文心》說:“文學史的知識不是讀那些‘空口白話’的文學史所能得到的,必須與歷代文學作品會面,因此,古書里的文學作品就有讀的必要。……原書是一堆有孔的小錢,文學史是把這些小錢貫穿起來的錢索子。沒有錢索子,不能把一個個零亂的小錢貫串起來,固然不愉快;但是只有一條錢索子,而沒有許多可以貫串是小錢,豈不也覺得無謂?——有了錢索子而沒有可串的小錢,就該反其道而行之,去尋找小錢。如沒有對文學作品有相當的認識,所讀文學史只是一些概念,未免是空泛的功夫。編輯者對于作品的評論,說‘優(yōu)秀’‘雄健’都是不著邊際的形容詞,讓人無法捉摸;體會作品真味,不如去求教比較好的選本。”或者我們可以說,經過整理而成的浦江清《中國文學史稿》是一部有功于提高文學鑒賞力的文學史。
我們讀這套《中國文學史稿》還需要了解浦江清先生的治學。他的學生程毅中曾在《永懷恩師浦江清先生》一文中介紹說:“1926年,浦先生在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yè)后,進入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當了陳寅恪先生的助手,跟著陳先生研讀東方學,學習了梵文、滿文,補習了法文、德文、拉丁文、日文。研究方向從文學擴展到了歷史、考古、民俗等方面。”所以浦江清講文學是在世界文學這個大格局內來講的。他在《中國文學史稿》引言中說:“中國本無文學史,今之文學史著作的觀念,系西洋學者給我們的。”治文學史必須有新的眼光,“所謂新眼光者,即以印度歐羅巴系思想駕馭中國文學材料是也”。例如他講《論語》就和柏拉圖《對話錄》進行比較,講陶淵明,就和華茲華斯比較。也就是說,這部《中國文學史稿》帶著比較文學的視野?;蛘呶覀兛梢哉f這部史稿是清華國文派特色的文學史。
其實,有資格個人獨著文學史的人不多,所以中國文學史雖然不少,但個人獨著終究是很少的,恰恰浦江清先生完全具備這個苛刻的條件,基于他的專題研究、分段研究、比較研究,以及近三十年的教學和對話,產生了這部《中國文學史稿》。集體著文學史,這個集體面對著同一個時空背景,而這部史稿卻是一個人對著不同的時空,也就是說細心的讀者可以從這部史稿中讀出浦江清先生治學的演變過程。例如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部分大致反映浦江清早期的治學,而宋元、明清段反映其后期治學的特色。本書先秦兩漢卷,對于文學取廣義的理解,從人類的歷史和甲骨文講起,單節(jié)講《易》,講《尚書》。專章講解“司馬遷與《史記》”中,專門選講《魏其武安侯列傳》。他指出:“漢文學以《史記》為最高峰,宋以《資治通鑒》為最高峰,此均非純文學。”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文學史還沒大量出版之前,那些早期學者是如何為文學史跑馬圈地的。后來我們在前賢圈定的地里播種,甚至分而治之,所見愈小。直到魏晉南北朝隋唐卷,這部《中國文學史稿》才開始對文學采取俠義的概念。
在純文學概念中,《中國文學史稿》最值得注意的是關于詩歌的部分。因為浦江清先生認為詩歌代表語言的精華。“不學詩,無以言”,他說《詩經》是春秋時代學習語言的課本,并且是學習“雅言”的課本。他接著發(fā)揮:“后代無論哪一國的文學,都以詩歌為最好的文學;學習哪一種語言,必須要學習用這一種語言所寫成的詩歌,方始可以說‘到家’,方始可以說能夠說了解這種語言的美妙。”所以本書都有專節(jié)講五言詩的起源、七言詩的起源及其發(fā)展、詞曲的發(fā)展與詞的概況、元代的散曲;專章講“聲律論”。他特別注重各種文學體裁的流變。整個唐朝詩歌尤其詳盡,初、盛、中、晚各一章,幾乎可以單行出版。
如果讀者因為這部《中國文學史稿》能愛上詩歌,或者能夠因為這部史稿提高了自己的文學鑒賞品位,或者啟發(fā)了自己研究文學的思路,我想浦先生定會極為欣慰的,這是我們對他最好的懷念。
(作者:蒙木,系資深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