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歷史維度來看，軍民知識融合經(jīng)歷了工業(yè)社會早期的軍民間知識流動、高度現(xiàn)代性階段的“軍民一體化”及知識與社會整合、全球化進程中的知識跨界交換。當代中國的軍民深度融合發(fā)展戰(zhàn)略在引領和激發(fā)知識創(chuàng)新方面蘊含巨大空間，信息技術興起為軍民間不同形式的知識交流構建了共享平臺，實踐中的各種軍民融合知識創(chuàng)新集群模式是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向未來，應當以“總體安全觀”指引軍民融合新方向，尋找技術標準與非技術標準的均衡域以確定軍民知識融合中的道德遵循，倡導負責任的倫理規(guī)范以走出軍用機器人研發(fā)中的道德困境，確立多元主體參與的“集群”規(guī)范以暢通軍民融合過程。
【關鍵詞】軍民融合 總體安全觀 知識 技術 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 F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7.002
張成崗，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技術社會學、風險與社會治理、新興科技倫理規(guī)約。主要著作有《現(xiàn)代技術問題研究》（論文）、《技術與現(xiàn)代性研究》（論文）、《Beautiful China: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 2050》等。
作為興國強軍戰(zhàn)略和推動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的重要抓手，軍民融合（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是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世界各國普遍思考和探索的重要理論及實踐課題。世界范圍內可追溯的軍民融合文獻始于19世紀后半葉，1862年美國《莫雷爾法案》的頒布實施可以看作是對軍民融合相關理論和實踐進行探索的開始。直到21世紀初，“軍民融合”概念才逐漸在國內被使用，并在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報告中得以體現(xiàn)和強調。把軍民融合發(fā)展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走軍民融合式發(fā)展道路，既是冷戰(zhàn)以來世界強國探索把國防建設融入到更大范圍經(jīng)濟和社會建設的經(jīng)驗啟示，也是中國在由大國轉向強國過程中，科學統(tǒng)籌經(jīng)濟和國防建設、系統(tǒng)推進創(chuàng)新驅動戰(zhàn)略做出的重大部署。
現(xiàn)代創(chuàng)新過程具有互動性和系統(tǒng)性，尤其是信息技術興起為不同形式的知識交流構建了共享平臺，實踐中各種創(chuàng)新集群模式是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本文擬聚焦于軍民融合“知識發(fā)展”主題，從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學術一隅對軍民知識融合問題進行歷史性梳理，對新全球化時代的軍民知識融合和面臨挑戰(zhàn)進行反思，并對面向未來如何構建以“總體安全觀”為基旨的軍民知識融合創(chuàng)新集群提出政策性建議。
軍民融合：理論與動態(tài)
軍民之間的分隔和融合問題一直是科學技術與社會（STS）領域學者關注的重要主題。19世紀的社會學家韋伯及涂爾干都關注過戰(zhàn)爭技術與社會的關系，他們主要用零碎的軍事知識來描述新技術發(fā)展如何帶來社會和平①。20世紀初，科學社會學家開始關注軍方以及戰(zhàn)爭所導致的社會心理及社會結構變遷，比如索羅金（Sorokin）、薩納姆（Sumner）等人研究了世界戰(zhàn)爭對當時的社會結構變革的影響。他們認為，戰(zhàn)爭不僅僅導致政治版圖變化，更會導致軍民兩種社會結構之間的沖突和融合②。默頓（Merton）和拉扎斯菲爾德（Lazarsfeld）則從大眾傳媒角度考察對戰(zhàn)爭的解釋及辯護如何影響公眾意識及行為③。軍事領域與市民社會之間交換知識的途徑具有多樣性，產生的影響具有多元性，社會學家一直嘗試在兩種社會建制之間找到連接處和平衡點。
20世紀60年代，“軍民融合”已經(jīng)成為技術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理論的關注點。技術轉移理論強調軍工技術應該向民用領域拓展其應用，并進而以此推動經(jīng)濟發(fā)展，MacDougall（1960）④、Caves（1974）⑤、Findlay（1978）⑥等學者在此領域做了基礎性探索。高校參與軍民融合的動機和機制也很早受到學界關注，比如Nilo A.Lindgren（1985）認為：一戰(zhàn)時期MIT、哈佛等著名研究型大學積極參與美軍武器研制任務是出于國家意志，且主要是技術融合⑦。
20世紀90年代，美國國會技術評估局在《軍民一體化的潛力評估》（1994）研究報告中提出了“軍民一體化”概念。所謂軍民一體化是指國防科技工業(yè)基礎（DTIB）同更大的民用科技工業(yè)基礎（CTIB）結合起來，組成一個統(tǒng)一的國防科技工業(yè)基礎（NTIB）的過程，主要包括軍轉民（spin—off）和民轉軍（spin—on）兩部分⑧。在此邏輯主線上的代表性成果包括Jacques Gansler（1995）的《國防轉型：兵工廠的民主改造》⑨，Maryellen R. Kelley, Todd A. Watkins（1995）的《擺脫困境：國防工業(yè)基礎改造前景展望》⑩，John M. Treddenick（1996）的《國防經(jīng)濟學：后冷戰(zhàn)后的思考》?等。
社會和歷史發(fā)展實踐往往在不同思潮之間找尋均衡點，在兩極之間構建發(fā)展域，軍民融合領域的發(fā)展同樣如此。與“軍民一體化”的實踐及理論相對應，國外也一直存在著對“軍工復合體”的批判性反思。這種思潮主要認為，軍事過度擴張形成的包括政府、企業(yè)以及大學等軍工科研機構等構成的軍事復合體在影響著美國經(jīng)濟的正常運行，也會干擾和主導美國的學術自由。相關研究成果如：Gordon Adams（1982）的《國防合同政治學：鐵三角》?、Robert W. DeGrasse Jr.（1984）的《軍事擴張與經(jīng)濟衰退：美國的軍事支出對經(jīng)濟績效的影響》?、Stuart W. Leslie的《冷戰(zhàn)與美國科學：MIT和斯坦福大學的軍事—工業(yè)和學術復合體》等?。
STS領域的“技術系統(tǒng)論”和“相互建構論”提供了切入軍民知識融合的重要理論進路。作為技術系統(tǒng)論的提出者，休斯（Hughes）展示了知識流動的技術協(xié)作系統(tǒng)，其中工程技術、經(jīng)濟、政治共同支撐著技術系統(tǒng)。休斯以軍事技術為例指出，殺敵的政治目的與訴求會被工程師以自身的技術敘事所轉譯，同時受到材料成本等經(jīng)濟因素影響。技術系統(tǒng)論克服了宏觀與微觀敘事的割裂，打開了知識流通渠道，設定了基本的知識溝通原則。技術系統(tǒng)除了把科研本身作為一個重要論域外，還整合了其他社會建制中的實踐模式。麥肯奇（MacKenzie）在進行美國導彈精確性的社會研究時也采用技術系統(tǒng)論研究進路?。針對技術與社會的相互建構，麥肯奇指出，軍事技術和民用技術絕不是單向影響的線性關系，因為單向決定論實際上就是技術決定論邏輯延伸，其所蘊含著的簡單因果觀是對技術與社會關系的簡單、片面化理解，甚至會帶來對整個技術發(fā)展的誤讀?。
沃爾克（Walker, 1988）等人關注了軍民融合領域所展現(xiàn)出的技術多樣性?；利希滕貝格（Lichtenberg）分析了技術研發(fā)中，軍民爭取經(jīng)費方式的差異性?，楊毅夫（Jean-Yves）、羅斯（Ross, 2015）關注了軍民文化的沖突與共建?，馬錢特（Marchant）等人關注了無人軍用機給社會所帶來的風險?，諾曼（Noorman）等分析了軍用機器人與民用機器人相互轉化的道德問題。軍民之間的互動實踐具有歷史性，不同階段呈現(xiàn)出不同特征。研究表明科研機構和民用工業(yè)參與軍民融合的重點和方向并非一成不變。比如Daniel J. Kevles（1978）經(jīng)過研究指出，與二戰(zhàn)時期相比，冷戰(zhàn)時期研究型大學參與軍事研究的重點已從應用性研究調整為基礎性研究。
總體而言，我國軍民融合理論上整體還處于探討和形成共識階段，實踐上還處于初步融合到深度融合的過渡階段，理論和實踐尚存有不少空白點。為何要進行軍民“融合”？軍民融合包括哪些內容？如何進行軍民“融合”？對這些根本性問題進行系統(tǒng)探討并做出學術回應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也是學界義不容辭的責任與擔當。STS領域已有研究對軍民兩個領域技術多樣性、研發(fā)模式差異、文化及道德沖突等進行了不少探索，但關于知識差異對軍民融合的影響以及知識在軍民之間的交流和融合問題成果尚不多見。
軍民融合:何為與為何?
“軍民融合”伴隨著戰(zhàn)爭和平更迭、工業(yè)革命以及全球化，在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呈現(xiàn)出不同形態(tài)。本世紀初（2003年）以來，“軍民融合”才逐漸在國內被使用，并在之后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十八大報告中得以體現(xiàn)和強調。在此之前，中文文獻有“軍民結合”“軍民兼容”“寓軍于民”以及“軍民一體化”等相關概念。
何為“軍民融合”？1950年，毛澤東提出“軍民結合”；1980年，鄧小平提出“軍民結合”16字方針；1990年，江澤民提出“寓軍于民”戰(zhàn)略思想；2000年，胡錦濤提出“軍民融合”重要思想；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把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fā)展作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三大任務之一；2014年，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習近平提出把軍民融合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經(jīng)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fā)展的意見》；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fā)展委員會；2017年6月20日，在中央軍民融合發(fā)展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習近平發(fā)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把軍民融合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的重大意義，明確提出“把軍民融合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的時代要求。理解“軍民融合”要注意區(qū)分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要深刻把握軍民融合中“軍”和“民”的豐富內涵。對“軍”和“民”的區(qū)分，并非僅僅是基于主體意義上的區(qū)分，也并非指作為建設主體的“軍隊與民眾”，而是指“軍用與民用”：“軍”在我國主要指國防和軍隊建設，也可簡稱為國防建設，“民”主要指是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也可稱之為經(jīng)濟建設。
第二，要抓住軍民融合的關鍵要素：“融合”。“融合”既不是彼此簡單疊加，也不是機械式捆綁，而是國防建設有機融入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體系的過程。“融合”的過程既是由“分”到“合”的轉型過程，還是由“淺”至“深”的漸進過程，更是由“破”到“立”的躍升過程。這一過程需要通過科學機制體現(xiàn)其本質關系和客觀要求。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軍民融合的戰(zhàn)略機遇期，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fā)展格局。習近平明確指出，要在“融”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求突破。軍民融合要豐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圍，提升融合層次。
第三，要對軍民融合有整體性、全局性認知。軍民融合是多領域的全方位融合；軍民融合內容廣泛，既包括“人”和“技術”的融合又包括“知識”“標準”與“體制”等的融合。冷戰(zhàn)結束以來，隨著知識“溢出”和技術擴散，軍用技術與民用技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結合面越來越廣，融合度越來越深，軍民兩用技術、產業(yè)、標準和機制的融合式發(fā)展已是世界主要發(fā)達國家的基本經(jīng)驗。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促進知識產業(yè)化的《貝赫—多爾法案》，調整學術界和產業(yè)界的關系，激發(fā)了大學科研市場化熱情，也是高校參與軍工科研的一個里程碑，促進了軍民科研體制的融合。技術轉移和技術應用具有“報酬遞增”效應，“報酬遞增”概念可以用來解釋社會資源和國防資源融合過程中應當不斷加強交流和合作的原因（Arthur, W.B., 1988）。在美國，后備軍官訓練團為軍隊培養(yǎng)了大批后備軍事人才，Davis和James V.（2010）對后備軍官訓練團與軍官學校學員在培養(yǎng)成本、訓練內容和軍事領導力等情況進行了詳細比較，研究發(fā)現(xiàn)，美軍通過后備軍官訓練計劃吸引、選拔高素質人才補充到軍官隊伍的做法也非常成功。
為何實施“軍民融合戰(zhàn)略”？軍民融合戰(zhàn)略在中國從傳統(tǒng)社會到現(xiàn)代社會轉型、從大國到強國演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國家安全和社會發(fā)展的兩大目標的結構性統(tǒng)一也在推動著新時期對中國現(xiàn)代化戰(zhàn)略實施的更深認識。實施軍民融合戰(zhàn)略的必要性及意義至少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軍民融合是從大國向強國躍升的戰(zhàn)略抉擇。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英國、俄羅斯等世界主要國家軍費占GDP的比例保持在2%～4%之間，中國軍費在GDP中的比例低于1.5%，大國崛起既要維持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又要保持軍事發(fā)展，通常會面臨資源統(tǒng)籌的兩難選擇。隨著我國經(jīng)濟總量、綜合實力不斷躍升，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和挑戰(zhàn)不斷增多，外部壓力越大，面臨內部矛盾會越多，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國家總體戰(zhàn)略中兼顧發(fā)展和安全，既遵循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又遵循現(xiàn)代國防經(jīng)濟規(guī)律，使經(jīng)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xié)同發(fā)展。
第二，軍民融合是提升國防治理能力的戰(zhàn)略謀劃。軍民融合有利于我國從模仿跟隨式發(fā)展走向創(chuàng)新引領式發(fā)展，在世界軍事斗爭舞臺上贏得戰(zhàn)略主動。隨著信息技術快速發(fā)展，國防已經(jīng)成為科技、知識、資源、人才高度密集，并與社會高度融合的復雜系統(tǒng)。只有軍民融合，才能在世界治理格局發(fā)生深刻變化背景下，更好地凝聚國家和社會力量，有效構建國防建設體系，推進國防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
從技術史的視角來看，新技術的每一項重大突破，都會在民用和軍事領域同時引發(fā)巨大變革。軍事大國圍繞軍民融合創(chuàng)新展開的激烈競爭，實質是對未來50年軍事主導權、國力以及全球秩序的爭奪，背后隱藏著理念、文化、機制和模式競爭。未來的世界秩序主導者應當在體制政策上更具包容性和適應性、更具變革和創(chuàng)新力；應當通過軍民融合發(fā)展凝聚國家意志和社會力量；通過孵化顛覆性軍事知識和技術創(chuàng)新引領未來潮流。
第三，軍民融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戰(zhàn)略布局。萊維斯（Lewis, 1954）指出，在發(fā)展中國家存在著異質性的城市現(xiàn)代工業(yè)部門與農村傳統(tǒng)農業(yè)部門的二元經(jīng)濟結構，推動二元結構轉化為一元結構意味著效率的提升。國防產品在生產和使用時通常沒有經(jīng)過市場交換環(huán)節(jié)，容易形成“公地悲劇”。進行“社會”和“國防”融合有利于解決“公地悲劇”，實現(xiàn)“報酬遞增”以布坎南（Buchanan, 1962）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也認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公務人員必然會傾向于擴大政府支出，將國防部門中公共財產通過和私人部門結合以提高公共資金的效率。國防系統(tǒng)與民間系統(tǒng)是個二元結構，目前運行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隔裂，強化“軍”“民”互補優(yōu)勢，推動“軍”“民”二元結構向“軍民深度融合”格局轉換具有重要意義。
實施軍民融合戰(zhàn)略是新常態(tài)下國家產業(yè)轉型升級和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的必然選擇。當前，我國頒布實施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和軍民融合戰(zhàn)略，強調把科技創(chuàng)新擺在國家發(fā)展全局位置，為實現(xiàn)我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任務提供引擎；強調軍地雙方共下一盤棋，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深度融合發(fā)展格局。實施軍民融合戰(zhàn)略有助于打破“二元結構”，有利于“軍”“民”優(yōu)勢互補，實現(xiàn)效率提升。
軍民知識融合：歷史演變與當代特征
軍民互動：工業(yè)社會早期的知識流動。工業(yè)革命開啟了科學技術知識服務于社會發(fā)展的新時期?？茖W是理解自然規(guī)律的理念形式，技術是干預自然、控制未來之實踐?？萍歼M步不斷推動著軍事領域的發(fā)展，從而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強有力的保障。知識本身并不具備“軍”或“民”的先天屬性。軍事領域和社會領域的知識共享和知識流動在現(xiàn)代社會早期比較普遍。16世紀的數(shù)學家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就努力把力學和幾何學的知識運用到軍事領域。伯恩追求理論知識的軍事價值不僅僅是出于實踐興趣，更是為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早期科技知識與軍事領域關聯(lián)的基本方式具有自發(fā)性特征，軍事需要促使學院科學時代的科學家們投入到軍事技術知識的研究中；軍事領域的實踐性，也滿足了科學技術塑造世界的實踐旨趣，檢驗了知識確定性。
除了知識創(chuàng)造者主動投身于軍事研究外，軍方通常也會主動順應民間科技發(fā)展趨勢，積極吸收技術成果。技術在軍民知識交流中扮演著關鍵角色，18世紀工業(yè)革命中的鐵路、蒸汽船等民用技術不僅改變了社會生活，也都被軍事技術所借鑒，徹底改變了戰(zhàn)爭形式。
“軍民一體化”：高度現(xiàn)代性階段的知識與社會整合?，F(xiàn)代性是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進程的總體性特征，是現(xiàn)代化過程中制度、文化、認識等諸層面矛盾和沖突的交匯。作為理解現(xiàn)代社會興起的重要框架，現(xiàn)代性構成解讀軍民融合的“理論場域”。作為現(xiàn)代性重要表征的軍事技術構成現(xiàn)代社會基本構架，軍事技術也是塑造大眾文化的重要力量，不僅單純的理性邏輯，技術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社會文化等都在戰(zhàn)爭中得到體現(xiàn)。米爾斯（Mills）曾經(jīng)指出，軍事行動中所帶有的絕對的紀律性、合理性是技術理性邏輯在現(xiàn)代社會的集中體現(xiàn)，而大眾接受了技術理性邏輯就會導致現(xiàn)代社會的諸多問題。
二戰(zhàn)以來，軍民一體化思潮下的技術研發(fā)活動日益頻繁，并成長為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實踐領域，軍與民之間的知識互動進入新階段。溫納（Winner）指出，技術已經(jīng)成為人們生活的方式，出于某種目的而研發(fā)的技術，也必將會給適應這種技術的社會生活帶來同樣目的。冷戰(zhàn)期間，大量技術研發(fā)力量向軍事傾斜，軍事規(guī)范對大眾產生了重要影響。軍民之間知識的交換與互構，已經(jīng)不僅僅局限于科技層面的合作與研討，還進一步保有對社會規(guī)范、文化、價值以及倫理等內容進行重構的趨勢。在此階段，更多的社會主體和力量參與到非戰(zhàn)爭時期技術研發(fā)中，圍繞技術研發(fā)經(jīng)費、機制和目標等問題，軍民之間會進行博弈和商談。
冷戰(zhàn)思維長時期影響著西方世界，社會民防工程是該時期軍民知識融合的范例。?？露床炝塑娛卢F(xiàn)代性對民眾的規(guī)訓作用。他認為，民間進行的軍事訓練以及對軍事技術的使用對公民是一種從心靈到身體的規(guī)訓，公民接受了大量戰(zhàn)爭知識教育，產業(yè)界也被這種社會規(guī)制所影響。這一階段的軍民知識融合逐漸偏離了兩類知識相互促進、融合發(fā)展的初衷，演變?yōu)橐环街鲗Я硪环健⑼瘜Ψ降?ldquo;單向度融合”。
軍民融合：全球化進程中的知識跨界交換。14世紀開始至麥哲倫環(huán)球航行結束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增加了各種文明相互摩擦、碰撞、借鑒、交流和融合的機會，開啟了持續(xù)到今天的全球化進程。伴隨著國際交流與互動的日趨密切和頻繁，一個國家所處的世界環(huán)境與國際關系變得空前復雜，不同世界性因素涌入催生了經(jīng)濟社會生活的多元化。
20世紀90年代，全球進入了后冷戰(zhàn)時代，跨界的全球性知識交換成為主要趨勢?；诿耖g知識具有的自由跨界交換的開放及融通性，軍事領域積極尋求民間知識供給，以適應世界主義潮流。德國學者貝克認為，后民族時代的戰(zhàn)爭集中體現(xiàn)了技術知識尋求全球化的特點。全球性風險導致的舊秩序解體以及高新技術帶來的跨界風險均表明單方行動主體所具備的知識無法應對社會結構轉型。
軍事全球化同樣是世界各國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不可回避的問題；一個國家的軍事控制和打擊能力已經(jīng)擴展到全球范圍，甚至外層空間；核武器使全球籠罩在風險之中，全球化進程中的軍事實踐必須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對知識與文化沖突、融合甚至消亡的問題。全球化潮流下的知識交換通常暗含著一種無標準的、實用主義的技術觀。因戰(zhàn)爭或非戰(zhàn)爭目的而進行的軍民知識融通，是否真得改變了現(xiàn)代性的技術邏輯呢？拉圖爾（Latour）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認為，各種知識交融所產生的非自然雜合體，沒有解決歐洲危機時代、帝國主義戰(zhàn)爭時代的社會問題。喬納斯（Joas）也對軍事行動中所包含的技術現(xiàn)代性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大眾知識對現(xiàn)代性社會的塑造力量遠沒有以軍事研發(fā)所代表的權力知識的塑造力強大。
西方學者所論說的風險全球化視角為軍民融合理論提供了成長契機。從軍民融合角度看，技術社會史可以從戰(zhàn)爭危機管理角度重新改寫。部落產生、城市設置以及今天的大型工程建造，都是在尋求面向戰(zhàn)爭風險的軍民融合平衡點。技術實踐本身承載的民用便利性與軍事可靠性的二元矛盾目標設置對社會建制、社會動員以及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提出了進一步挑戰(zhàn)。
在經(jīng)歷了初步融合期、軍事技術主導期后，全球化背景下知識領域的多主體融合已經(jīng)成為主要趨勢。在軍事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面對戰(zhàn)爭不確定性、統(tǒng)合軍民關系是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問題。后冷戰(zhàn)時代的全球安全局勢呼吁一種非軍方的風險管理機制。英美安全信息委員會（BASIC）將這種民間危機管理機制定義為可以應對暴力危機的非軍方接入機制。歐盟在2013軍民安全改革中，使用了從軍方安全部門到國民安全部門的跨部門協(xié)作政策工具CCM和SSR，在SSR政策集中，明確提出民眾對于安全部門的控制力。這種改革明確表達了公眾參與軍方事務的正當性，預示著單方主導的知識融合模式之終結。
軍民深度融合：全面推進不同知識集群“混搭式創(chuàng)新”
產業(yè)集群中最普遍的知識流動發(fā)生在企業(yè)間合作。企業(yè)之間進行項目研發(fā)或技術合作時，通過研究人員和知識存量的相互補充與交流，能夠為合作企業(yè)帶來知識累積，形成規(guī)模經(jīng)濟和協(xié)同效應。在軍民融合產業(yè)集群中，軍工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在產品上相關度高，軍工企業(yè)一般規(guī)模大、資金足、技術積累雄厚，而民營企業(yè)在一些新興技術上更有優(yōu)勢，二者通過項目進行合作、互動學習，完成知識、技術的溢出與共享。
以“總體安全觀”指引軍民融合新方向。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發(fā)表重要講話，首次提出“總體安全觀”。“總體安全觀”對軍民融合戰(zhàn)略具有極為重要指導意義。
首先，“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確立了軍民融合的根本性方向。如果僅僅把軍事領域的知識理解為保家衛(wèi)國、針對外敵，就窄化了軍事技術知識內涵。從軍民融合的社會史可以看出，軍方知識從來不是只在外部起作用，而是深刻影響到整個社會內部。堅持內部、外部安全的同一，是軍民融合的契機。只有重視內部，大眾知識才有主導地位；“內外同一”的總體安全觀也為大眾知識向國防知識轉化指明了方向。
其次，把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等要素納入到國家安全體系中，明確了軍民融合的領域和范圍。僅僅把技術研發(fā)作為知識融合領域遠遠不夠，知識不僅僅包括科技知識，還包括社會知識、文化知識等。文化、社會安全不能單靠軍方保證，還應當把參與者擴充到民眾，建立多層次的安全主體參與體系。討論軍民關系的研究大多關注政治和軍事精英團體之間的關系，例如，政府重大軍民融合決策，或者是軍方高級研究機構的知識建構過程。但是從決策民主要求來看，一般大眾應該在軍民融合的決策中取得更高地位。因此，安全體系保障范圍的擴大要求軍民知識融合范圍也隨之擴大。
最后，“打造命運共同體”彰顯了新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責任與擔當。總體安全觀所提出的多維度、多主體安全體系，為軍民融合開啟了新維度。軍地關系在世界范圍內體現(xiàn)為維和、軍事基地維持等具體問題。“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表達了知識群論觀點，對于多國關系來說，安全既具有獨立性又具有合作性；對于跨邊界軍地關系來說，安全是文化與社會上的交融與碰撞。例如遵循統(tǒng)一規(guī)制的軍隊如何與不同習俗的地方民眾合作，既是維護安全的過程，也是重新定義軍地安全的過程。
尋找技術標準與非技術標準的均衡域以確定軍民融合中的道德遵循。軍民協(xié)作會面臨諸如二者缺乏共同的話語體系、缺乏共同的戰(zhàn)略、目標和視野、沒有共同的訓練和教育背景等問題。知識流動是開放性創(chuàng)新內在要求，我國正進行基于知識流動的軍民融合科研模式改革，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對軍方工業(yè)標準進行開放性討論。不同領域間技術和知識的轉化需要以統(tǒng)一標準作依據(jù)；從長遠看，共同的技術標準將在完成軍民融合研發(fā)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在軍民融合知識溝通方面，標準化研究是一個突破點。單從資源合理配置和技術相互轉化角度看，統(tǒng)一標準也非常必要。
除了合理配置資源外，對技術與知識標準的遵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融合性知識建構的可能性與效果。標準不僅指技術標準，還包括非技術行為標準。軍民融合的知識標準必須要回應一個問題即：融合性的技術知識創(chuàng)造應當遵循何種設計、甚至道德標準？從工程界來看，一般的民用工程研究的道德標準雖然一直在變化，但其尊重生命、追求人類福祉的基本原則一直被工程界所采納。在實踐中，在具體的研發(fā)申請、投入等環(huán)節(jié)，軍民融合的研發(fā)如何遵循這些原則，如何評估一個融合性研究的價值，是必須考慮的問題。曼哈頓工程是一個典型的軍民協(xié)作工程，但由于沒有先在的設計道德標準和取得共識的使用規(guī)則，對物理學界造成巨大沖擊。比如，韋沃（Weave）認為，原子彈不僅是一種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更昭示了人性在技術時代的終點，技術將會以自己的知識邏輯取代人的內在邏輯。軍民融合的技術知識交流所導致的這種大范圍影響，需要全社會共同面對，在此問題上，中國提出的“打造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具有綱領性意義。
倡導負責任倫理規(guī)范以走出軍用機器人研發(fā)的道德困境。信息技術發(fā)展進一步模糊了軍用與民用技術之間界限，比如遙控無人軍用機技術與民用無人機技術操作差距并不大，相應地，當面殺敵與在國內使用操作面板殺敵的差別之類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在戰(zhàn)爭機器人研發(fā)中，如何把自主技術物的軍事活動范圍限制在對戰(zhàn)雙方之內、避免平民傷亡是一個典型的知識跨界難題。鑒于機器人特殊性質，民用機器人與軍用機器人之間轉化十分快速，使得民用與軍用界限進一步模糊。在美國，由于戰(zhàn)爭機器對生命的威脅以及民用機器人被征用可能性，民眾已經(jīng)開始反對軍用機器人的研發(fā)。
對于致死性自主機器人（Lethal Autonomous Robots, LARs）的討論不僅是一種單純技術爭論，而且涉及到法律、倫理、政治等內容。在把非軍方科研人員納入到此類致命武器研發(fā)中時，科研人員會面臨與其所持有的道德規(guī)范相沖突的問題。
從軍方內部來說，軍事專業(yè)倫理是較為成熟的倫理論域。關于軍事任務的命令、行動，都有專有倫理規(guī)則來限制。問題在于，軍人職業(yè)倫理適用于被軍方設計、甚至被民方設計的技術物嗎？動機、能動性的倫理概念適用于軍用機器人嗎？尤其是在軍民共同研發(fā)時，雙方非技術的標準之間如果發(fā)生沖突應該怎么辦？如果說軍用機器人自主性是一個黑箱，那么糾纏于技術內部有效性與穩(wěn)定性不應被作為討論起點。從設計角度來說，我們完全可以拋開具體技術物來先在地討論規(guī)范與標準。因此，在軍民融合知識流動中，基于一種負責任設計和使用倫理原則，讓每個利害相關者完全知情，并事先分配責任，不失為一種溝通的基本方式。
確立多元主體參與的“集群”規(guī)范以暢通軍民融合過程。不論是軍方還是民方，在推進持續(xù)性創(chuàng)新時，調動多元行動者積極參與具有重要意義。軍民合作之間的資源共享是技術創(chuàng)新的核心因素，知識交流網(wǎng)絡是創(chuàng)新過程重要平臺，創(chuàng)造知識創(chuàng)新、分享與探索機會是推動軍民融合重要著力點。并非僅僅軍方或民方在建構技術，技術系統(tǒng)中所有要素都在參與技術形塑。技術融合過程中有各方力量參與，充滿了不確定性。“群（swarm）”概念可以較好描述軍民融合下的知識建構與流動系統(tǒng)，其中每個系統(tǒng)中的行動者就像有共同行動準則的獨立個體，既能形成聯(lián)合體也能進行自組織。試圖在軍民融合過程中建立唯一的統(tǒng)攝性標準的努力往往很難成功，這種努力在表面上看是在克服技術社會建構中不確定性，實際則是在確立一種干預和妨礙每位行動者參與建構的規(guī)則。軍民融合的關鍵不在于步調一致，而在于以融合的姿態(tài)完成知識建構的過程，把軍民各方參與者看成是一個群，既可以強調獨立性，又保證了融合性。
從行動者道德責任分配上講，保證每個行動者的獨立性，就避免了有組織不負責任；從行動者融合角度看，總有一些政治或經(jīng)濟因素充當邊界或者警示裝置作用，并用這些邊界條件來塑造群的形態(tài)，就是要求知識行動共同體時刻檢查規(guī)范，并根據(jù)群所受到的外在塑造力來改變群的狀態(tài)。總體而言，以“群”規(guī)范來取代具體的非技術標準，有助于形成易于接受的知識流動規(guī)范。所謂的共同性并不是軍方或民方對自我的改變，而是在一個更大的協(xié)作系統(tǒng)中尋找建構的整體性，并以系統(tǒng)中的各個要素為條件，重新塑造和定義融合性知識本身的內涵和目的。
總之，中國正處于軍民融合的戰(zhàn)略機遇期，應當加速形成軍民深度融合的格局。當然，“融合”因國家而異、因歷史而異，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對新時期軍民融合戰(zhàn)略的全面和系統(tǒng)理解必須置身于世界文明演化歷史進程中，必須建立在對全球化演進的宏觀把握上，必須脫離西方理論話語體系統(tǒng)攝，必須構建基于中國國情的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歷史、知識類型、技術根基、產業(yè)周期的特定階段等都是影響軍民融合模式的要素，并不存在什么“理想模式和最好實踐”，當下中國的“軍民融合”要根植于總體安全觀大局，要服務于國家產業(yè)轉型升級和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大局，需要在摸索中前進。在軍民融合戰(zhàn)略落地過程中要清醒地認識到：深度融合并不等于“過度融合”，要避免“單極化”趨勢的統(tǒng)攝。軍民融合戰(zhàn)略在引領和激發(fā)理論創(chuàng)新方面具有巨大空間，蘊含著推動經(jīng)濟轉型升級的強大動能，可以預測，通過破除經(jīng)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封閉隔離，實現(xiàn)資源在兩大體系之間流動、共享、整合和優(yōu)化，推動新常態(tài)下中國社會和經(jīng)濟轉型升級，中國必將迎來又一個偉大時代。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后經(jīng)驗轉向’時代的技術倫理規(guī)約機制及模式研究”以及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高校參與軍民融合的模式及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3BZX024、Z05；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生張正清、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趙瑞琦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①Noorman M., Johnson D G., "Negotiating autonomy and responsibility in military robot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4, 16(1): pp.51-62.
②Noorman M., Johnson D G., "Negotiating autonomy and responsibility in military robot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4, 16(1): pp.51-62.
③Noorman M., Johnson D G., "Negotiating autonomy and responsibility in military robot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4, 16(1): pp.51-62.
④MacDougall, G.D.A.,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Abroad: A Theoretical Approach", Economic Record, 1960, 36(73):pp.13-75.
⑤Caves, E., "Multinational Firms,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 County Markets", Economica, 1974,41(162):pp.176-193.
⑥Findlay, R., "Relative Backwardnes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 Simple Dynamic Mod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8, 92(1):pp.1-16.
⑦Wildes, K.L., Lindgren, N.A., A Centur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at MIT, 1882-1982, The MIT Press, 1985.
⑧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for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Technologies, Processes, and Practic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⑨Anderton, C.H., "Defense Conversion: Transforming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96, 111(4): p.721.
⑩Kelley M R, Watkins T A., "In From the Cold: Prospects for Conversion of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Science, 1995, 268(5210): pp.525-532.
11Treddenick, J.M., "Defence and Economics: Some Issues for the Post-Cold War World",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29(29): pp.644-648.
12Adams, G., Bogeinsky, L., "The Politics of Defense Contracting: the Iron Triangle", Foreign Affairs, 1982, 60(4): p.958.
13Melman, S., "Military Expansion Economic Decline: The Impact of Military Spending on U.S.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 Management, 1984, 3(3).
14Gruber, C. S., 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Science: The 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 at MIT and Stanford by Stuart W. Leslie, Isis, 1995, 29(Volume 86, Number 1): p.1369.
15Bijker, W. E., Hughes, T. P.,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The MIT Press, 1993: p.195.
16Mayer, M., Carpes, M., Knoblich, R., The Global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Vol. 2: Perspectives, Cases and Methods, Springer, 2014: p.68.
17Gummett, P., Reppy, J., The Relations between Defence and Civil Technologies, Springer,1988.
18Gummett, P., Reppy, J., The Relations between Defence and Civil Technologies, Springer,1988.
19Schatz, S., Hoffman, M., Advances in Cross-Cultural Decision Making, Springer, 2017, p.239.
20Valavanis, K. P., Vachtsevanos, G. J., Handbook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Springer, 2015.
21Noorman M., Johnson D G., "Negotiating autonomy and responsibility in military robot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4, 16(1): pp.51-62.
22Kevles, D.J., The Physicists: A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249.
23Arthur, W.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An overview,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Dosi, G., 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24Davis, J.V., The impact of Army 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 Leadership Development on the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Walden University,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2010.
25Lewis, W.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pp.139-191.
26Buchanan, J. M., Tullock, G.,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27Cormack, L. B., Walton, S. A., Schuster, J. A.,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al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pringer, 2017: p.91.
28Flchter, A., Richter, S., Structures on the Move, Springer, 2012: p.172.
29West, B., Matthewman, S., Towards a Strong Program in the Sociology of War, The Military and Civil Society, 2016, 52(3): pp.482-499.
30Winner, L., 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4.
31West, B., Matthewman, S., "Towards a Strong Program in the Sociology of War", The Military and Civil Society, 2016, 52(3): pp.482-499.
32［德］烏爾里希·貝克：《世界主義的觀點：戰(zhàn)爭即和平》，楊祖群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76頁。
33［德］烏爾里希·貝克、［德］安東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tǒng)與美學》，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7頁。
34［法］布魯諾·拉圖爾：《我們從未現(xiàn)代過：對稱性人類學論集》，劉鵬、安涅思譯，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1頁。
35West, B., Matthewman, S., "Towards a Strong Program in the Sociology of War", The Military and Civil Society, 2016, 52(3): pp.482-499.
36～39Faleg, G., The EU's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86, p.89, p.77.
40Sarigil, Z., "Public Opinion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Military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urkey", Armed Forces & Society, 2015, 41(2): pp.282-306.
41Schatz, S., Hoffman, M., Advances in Cross-Cultural Decision Making, Springer, 2017, p.239.
42平洋：《軍民融合視角下國防工業(yè)標準開放戰(zhàn)略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2年第23期，第147～151頁。
43陳曉和、平洋：《軍用標準化改革與軍民融合發(fā)展》，《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第51～56頁。
44Sandler, R. L., Jonas, H., Technology and Responsibility: Reflections on the New Tasks of Ethics, Springer, 1987: p.311.
45Mitcham, C., Mackey, 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Problems of Technology, Free Press, 1983: p.139.
46Romijn, H., Swierstra, T., Koops, B., Responsible Innovation 2, DE: Springer Verlag, 2015: p.266.
47Royakkers, L., "A Literature Review on New Robotics: Automation from Love to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obotics, 2015, 7(5): pp.549-570.
48Royakkers, L., "A Literature Review on New Robotics: Automation from Love to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obotics, 2015, 7(5): pp.549-570.
49Royakkers, L., "A Literature Review on New Robotics: Automation from Love to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obotics, 2015, 7(5): pp.549-570.
50、51Valavanis, K. P., Vachtsevanos, G. J., Handbook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Springer Science, 2015: p.2881, p.2893.
52Oser, F., Heinrichs, K., Lovat, T., Handbook of Moral Motivation, DE: Springer Verlag, 2013: p.500.
53Noorman M., Johnson D G., "Negotiating autonomy and responsibility in military robot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4, 16(1): pp.51-62.
54Coeckelbergh, M., "From Killer Machines to Doctrines and Swarms, or Why Ethics of Military Robotics Is not (Necessarily) About Robots",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11, 24(3): pp.269-278.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ized Era
—Its History and Future based on Military-Civilian Knowledge Integration
Zhang Chenggang
Abstract: Historically, military-civilian knowledge integr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military-civilian knowledge flow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society,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and knowledge-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advanced modernized society, and the trans-field knowledge exchange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The military-civilian deep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lso has great potential in leading and inspiring knowledge innov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ilds the sharing platform for various forms of military-civilian knowledge integration. Consequently, various innovation cluster patterns of military-civilian knowledge integration become a crucial pa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Looking to the future,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should be oriented by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discover the balance domain between the technical standard and non-technical standard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moral rules for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advocate a responsible ethical code to get out of the moral dilemma of military robots, and make a "clustering' regulation for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to expedit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Keywords: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knowledge, 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責 編∕楊昀赟
